AS电玩习文化思想是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理论指南。本文旨在探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分析其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论述构成和支撑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同时，重点阐释习文化思想以及“第二个结合”，着重论证文化在习治国理政实践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这一论点。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性重大意义的事件。这次会议把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虽然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到2017年才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但实际上，这一思想自习于2012年在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以来，就已经在中国的治理中得到构建和应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引领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导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治理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推进“四个现代化”、满足人民基本需求、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条件。在经历了40多年生产力迅猛发展之后，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主要挑战不再是滞后的生产基础和社会状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此外，由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技术和社会方面的深刻变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呈现出新的复杂性。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今中国城市化程度更高，科学技术进步显著，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跨国投资、全球产业链上，而且体现在企业、人员和思想的流动方面。与此同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一方面表现为地区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体现在经济和环境等领域的典型问题层面。在建设“数字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消费习惯和社交互动的不断变化，与文化直接关联的“产品”及其“消费”日益受到更强烈的社会关注。

　　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有着深刻的认识，敏锐察觉到中国治理面临着全新的理论挑战和实践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无论是从治国理政全局出发，还是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习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和新要求。这是从整体或局部出发理解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客观基础的前提。

　　随着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整体架构日益清晰，中国开始系统总结并明确其组成部分。具体而言，习法治思想的核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强军思想对于新时代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习经济思想保障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推动经济繁荣与提升民生福祉相协调；习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习外交思想的要义在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保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文化思想则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为了更好地理解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必要明确习首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换言之，在方法论上，习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理论和实践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习的理论阐释和治理原则并非基于对现实的理想揣度或零碎猜测，而是根植于历史发展进程和具体社会需求所呈现的客观现实。

　　除了方法论的思考外，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将四个基本组成部分联系在一起：中国、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和中华文明、全人类文明的繁荣。形象地说，构成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四个基石，即党、人民、中国和全人类，就像是一个方形鼎的四足基座，而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该方形鼎的上半部分。四足基座既用于支撑鼎，也与鼎本身融为一体，构成了鼎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方形鼎将不复存在。因此，这个基座既以宏观的形式融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也以更微观的形式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以体现。

　　这个鼎的第一个支柱是中国。中国不仅是现代中国的脊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自1921年成立以来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非凡成就，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懈奋斗，改善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应用也吸收了创新观点，使其焕发新生，更让其理论体系得到充分发展。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丰富了中国悠久的政治、哲学和文化传统。同样地，中国悠久的政治、哲学和文化传统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鼎的第二个支柱是中国人民的福祉。这也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旨向。2013年11月，习在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一位村民问他：“怎么称呼您？”习回答：“我是人民的勤务员。”中国人民的力量源自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以及应对各种人为和自然灾害的智慧。作为中华文明的真正创造者和物质文化财富的生产者，中国人民通过实践明白了团结、和谐、和平对社会繁荣和民生福祉的重要性。事实上，能体现中国人民创造精神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观察自然的变化及其周期的能力；创造、使用、完善和发展独特文字系统的能力；改造自然和建造宏伟工程的能力；以谋求共同利益为目标治理国家的艺术；对生活和人际关系进行深刻的哲学思考；重视对自然事件和历史事件进行记录和记载；在石头、骨头、竹子和纸上记录思想的艺术；把文字转化为艺术品，通过绘画代代传递抱负、成就和独特世界观的能力；以及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文化的自豪，对知识和劳动的重视，对学习、友谊和一系列伦理道德的倡导等。同时，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作结晶还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这个鼎的第三个支柱是中国和中华文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5000多年不间断的文明演进中形成了其突出特性。习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这一悠久的文明历程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都得以体现：无论是于其巍峨的山脉之间、流淌的主要江河上，还是在丰富多彩的考古遗址中，又或者是春节等传统节日中——这些节日所使用的历法可以追溯至夏朝。这一悠久绵长的文明历程贯穿于饮食习惯的形成与中医的发展之中，以及水利技术和粮食种植技术的掌握之中，正如浙江省的良渚遗址所展现的那样。

　　这个鼎的第四个支柱是存在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文明之中的全人类文明。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全人类”的重要性通过一系列提法和倡议得到了充分体现，由此也构成了习外交思想。这些新提法、新理念和倡议主要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文明对话、互利共赢合作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容。它们实际上都追求同一个目标，即确保和平、繁荣和友好的国际环境，让各国人民能够相互尊重理解、和谐共处。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有必要回顾习主席于2014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重要演讲：“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次演讲凸显了其思想的广度和深度。

　　总之，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四个基石凝聚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理解。二者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其养分滋养着中国，更离不开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与上述同样重要的是，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认识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直接与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AS电玩，反之亦然。

　　无论是在习的哲学思考中，还是在其治国理政实践中，文化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习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因此，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必须得到继承、保护、研究、振兴，使之为各族群众所共享，为子孙后代所传承。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是实现国家统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倡不同文明互鉴对话的基本条件。

　　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化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灵魂，这既指文化滋养整个思想体系，也指文化滋养该思想体系的具体组成部分。换言之，一棵树的树叶翠绿AS电玩、花朵艳丽、果实香甜多汁，就表明这棵树的枝干和根系充满了营养丰富的浆液。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浆液指的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文化基础。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文化是灵魂》一文中写道：“一位哲学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文化力量对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十分明显。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生活其中的人们产生着同化作用，进而化作维系社会、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在文章中，习同志对“先进文化”“生产力”“劳动力”和“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间关系的思考具有宝贵的理论价值，与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不谋而合。

　　习在治国理政具体实践中高度重视文化。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同志为浙江省在环境保护、经济繁荣、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成为国内和国际标杆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此期间，习同志多次强调保护文物古迹、守护文化根脉、传承红色基因，多次调研并作出重要指示，有效推动了西湖申遗及综合保护工程、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大运河申遗及综合保护利用、“红船精神”传播等。2002年，习同志考察杭州的第一站，就来到西湖，此后多次视察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强调“不能把保护和发展对立起来，要坚持与时俱进，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意识，把保护与开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开拓保护与发展‘双赢’的新路子，最终实现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2003年，习同志在良渚遗址调研时强调：“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2006年，习同志登上杭州水上巴士，仔细询问大运河的保护和建设情况。2005年6月21日，习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意义。一年后，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奠基。由此可见，习同志一直十分重视保护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中国的历史记忆。

　　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文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中央高度重视加强文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此，全党和全社会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普遍认识达到了更高水平，迸发出澎湃动力。

　　尽管习工作非常繁忙，但仍然会抽出时间会见学者和学生，考察博物馆、考古遗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历史文献保护单位等，并多次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发表重要讲话，从历史文化中汲取经验启迪智慧，阐明赓续中华文脉的重要性。2013年11月26日，习在山东曲阜考察时强调，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2022年10月，中国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习就瞻仰了延安革命纪念地，考察了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博物馆。他把延安革命旧址比作“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习考察殷墟遗址时表示：“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

　　必须始终明确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并不是照搬照抄、不加批判地完全回归传统文化，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习一直强调，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将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习的一系列考察和重要论述表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早已是文化领域中央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宝。这一阶段文化工作的重要成果就是2023年10月7—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文化思想。

　　习文化思想的主要创新是“第二个结合”，其精髓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2023年6月2日，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统一性——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和平性——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根本在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于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种文明一道开创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未来。